遲福林教授及團隊推出的《結構轉型——跨越高質量發展門檻》改革研究年度報告，分析了經濟社會領域的六大結構，提出未來5至10年以結構性改革和制度型開放推動結構轉型的相關建議，抓住了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問題。在這一改革年度報告的基礎上，我想就高質量發展所涉及的結構轉型再補充幾點意見。

　　以結構調整釋放增長潛力有效穩定經濟增長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構建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離不開一定的增長速度。尤其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增長速度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大壓力。中央對此高度重視，迅速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的相關政策，并已經取得了初步效果。經濟數據表明，202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突破120萬億元人民幣，約為18.0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0%。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4%，其中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9%，拉動經濟增長0.8個百分點，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27.7%，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2022年，高技術制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分別比上年增長22.2%和12.1%，分別高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7.1和7.0個百分點，有力推動了高技術產業轉型升級。在面對多方面不確定性沖擊的情況下，這個成績來之不易。

　　我國是一個增長潛力相當大的經濟體，不缺新的增長點。經濟增長壓力之所以加大，有外部因素和疫情沖擊等因素，從中長期看，更有結構因素。我很贊同《結構轉型》中提出的判斷：“我國正處于結構轉型升級的關節點。未來10年左右，結構轉型仍有較大空間，經濟增長仍有較大潛力。與此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面臨著結構性矛盾與結構性失衡的挑戰，結構轉型面臨著的風險和挑戰不容忽視”。

　　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關鍵在于加快推進結構轉型進程。這需要在推進結構性政策調整的同時，用更大的力度推動結構性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以此穩定各方預期，釋放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活力?？梢哉f，除了宏觀政策工具外，我們還有相當多的“轉型工具”可以用。比如，盡快推出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可以進一步釋放服務貿易發展潛力；著力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極大地釋放農村的發展活力。因此，關鍵是要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進改革創新，堅定不移擴大開放，著力破解結構轉型的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從而釋放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

　　結構轉型離不開收入分配結構的優化

　　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推進結構轉型不僅涉及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必然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投資與消費結構的調整，是我國經濟發展從追求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的必經之路。而提高消費的比重，又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很高興看到，《結構轉型》報告并沒有把視野局限在經濟增長領域，而是在分析經濟結構的同時，提出了穩定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相關分析和建議。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同時明確要求，“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明顯提高”。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急不得也等不得”。所謂“等不得”，是因為推進共同富裕要靠轉型，要靠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經過艱辛探索，初步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制度。實踐證明，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極大地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為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提供了一個基礎性平臺，這是我們要長期堅持的。同時也應看到，在分配領域，不平衡的問題日益突出，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存在。在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如何進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收入分配體系，是一個新的挑戰。

　　優化收入分配結構需要把握三個重點。一是初次分配重在調動社會各階層市場競爭的積極性，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是再分配重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校正市場的“馬太效應”，為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三是三次分配重在慈善公益事業，充分發揮廣善普濟的作用，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國民。這三個領域的分配制度不可顧此失彼，要根據經濟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進行調整組合，構建各有側重又內在關聯的分配體系。這樣，不僅可以為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奠定重要基礎，而且可以為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結構轉型重在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從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看，結構轉型的成果最直接地表現為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為此，《結構轉型》一書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議。在我看來，實現這些建議的關鍵是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黨的二十大再一次強調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進結構轉型，最關鍵的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科技結構為例，不僅要發揮政府的力量，更要發揮市場的力量。在強調新型舉國體制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市場在科技成果轉化、科技產品升級等方面的作用。我很贊同《結構轉型》中提出的一系列相關建議，如“突出企業在研發中的主體作用”，用市場的辦法推動“兩業”“兩化”融合等。

　　在這個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明確地提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相關建議。比如，第一，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打破條塊分割，建立合理的政府績效管理機制，用法律法規來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從根本上約束政府的行為。第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理順中央地方財稅關系，將為推動結構轉型提供重要的保障。第三，優化政府宏觀管理的方式與效率。比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完善土地征收制度，逐步取消土地的雙軌制等。第四，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推動社會建設。比如，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消除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逆向調節等弊端，盡快落實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為勞動力合理流動、高效配置消除制度壁壘。在這些方面，我們還有很多的硬骨頭需要盡快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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